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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是一个有心理缺陷的人，所以写出了旷世奇作《桥》。也有人誉之为“破天荒的作品”，那是美学家朱光潜。《桥》的晦涩与其隐逸性即为时人所指出，朱光潜还进一步深究：愁苦之音以华贵出之。这恐怕不为所有的读者注意到，而废名在《桥》中也承认：厌世者做的文章总美丽。《桥》是纯文学作品，并有自娱色彩。我在长篇史论《废名在黄梅》中考证废名幼年生活时指出：废名常往来于表姐妹、族姐妹之间，仿佛生活于女儿国一样，造就了废名小家碧玉式内向型艺术家气质，性格也因此孤僻而恬静。正是这儿童世界和女儿国情怀使得废名擅长写儿童之真和女子之美（我与废名同乡）。 1922年废名怀着一颗极大的向往之心来到北京大学，不久却是面临新文学阵营分裂、论争之时，于是陷入极度苦闷之中。随后1927年张作霖率军进入北京，北平文人纷纷南下，北方文坛显得格外冷清寂寞，废名不能“直面惨淡的人生”，心理由苦闷趋于封闭，性格更内向，思维方式侧重于内省，在急剧变化的时代洪流中废名找不到可辩清方向的思想作指导，于是躲进西山参禅悟道。这是思想退伍、不够激进的知识分子的必然结局。一大堆文人更有甚者如周作人、张资平、叶灵凤等附逆当了“汉奸”。 1925年10月废名的成名作《竹林的故事》出版后即开始“造桥”，历时五年写成上半部。《桥》开始计划很长，朱光潜说：“据他预定的计划，已出书及陆续发表的部分至多仅占全书的一半，现在他决计费一年时间把《桥》续成”。所以《桥》仍属于“有全书在胸”，并非“没有总体上的情节构思和故事框架”，而《莫须有先生传》才是“无全书在胸”。查《废名年谱》，废名在北京长达十余年内过着孤苦冷清的生活，性格的孤僻、心理的缺陷已使他难以容入社会生活，甚至连文坛的活动也很少参与。他与熊十力在探究佛道，还与和尚在一起，有一时自己也剃了个光头。他除了打坐外，就是写《桥》寄托自己的理想文化观念和文学观，此外就是几乎天天去周作人和俞平伯家。废名的知音很少，后来周、俞两人也不能有所应和了。那时，废名唯一的寄托就是《桥》。 当时温源宁和朱光潜都怀疑废名的《侨》像意识流小说大师伍尔芙夫人的，而废名那时并未接触她的作品。废名的意识流是中国特色的，而不是外国的。就是这一点当时也没有人看出来。《桥》的狭隘与隐逸是不会引起多少读者共鸣的，这是废名的悲哀。在中国传统社会面临破产的境遇下，人们欢呼和恐惧的是欧风美雨。《桥》不被主流文学接受也是必然的。但是它的表现手法与文体的现代色彩和前卫特征却为现在聪明的学者所注意到，而只有一般愚昧的读者还停留在“《桥》的文章仿佛一首一首温李的诗，又像是一幅一幅淡彩的白描画”。像这样一部记录自己思绪轨迹的书，耐人一遍一遍地读，可是读过之后必然忘却，趣味就在阅读的一瞬间，而且是太琢磨不定，放下书就把读书时的趣味和思想忘记了，回到了现实之中。外国的意识流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就并被接受和承认，成为一百年来的世界文坛主流文学，而废名开创的中国特色的意识流小说却险遭遗忘，这是《桥》的缺陷的必然结果。 废名的自迷、自闭、自恋，导致他终日沉浸于感觉的小天地，自娱般的断断续续“造桥”。正是这境界狭小的作品，当时鲁迅批评说：“有时发表一些顾影自怜的吞吞吐吐文章的废名先生，这回在《人间世》上宣传他的文学观了：文学不是宣传”；“作者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不久就更加不欲像先前一般的闪露”，“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了”。鲁迅的批评是中肯的。这也只有他自己才真正读得懂的“天书”，几十年后他“自己读着有许多也不懂了”。废名反悔地说：“主观是渺小的，客观现实是艺术的源泉”。幸好，所有受废名诗化语言、文体影响的作家都走出他狭隘的园囿，把京派文风发扬光大了，而“那种偶发性和跳跃性的手法”并未影响到后来者，并且这种文体在当时并不流行和典型。后来的京派小说家只是吸收了废名的一些散文化、诗化技巧和题材取向，并没有赞成废名的隐逸思想。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的“文章之美”，还应看到它的“悲哀的空气”和“隐逸性”以及狭隘、晦涩。 当代作家、学者格非断言，两千年后仍有人读《桥》，尽管读者不多。这既认识到《桥》的不朽，又认识到它的狭隘。去年吴晓东的专著《镜花水月的世界——〈桥〉的诗学解读》可谓为这本“天书”做了个很好的解剖，它也总该寿终正寝了。它只是现代白话文本为古典文学作的悼书，它是一个结局。至于《桥》的英文本、日文本恐怕早已尘封历史，也许只有民间的藏书家才有吧。 废名一派小说经徒弟沈从文、徒孙汪曾祺、徒曾孙何立伟的延续，至今传了三代也就几近断脉了。本刊梅杰的《独语》系仿《桥》而作，似是一个缩影，就是这么一个短篇，有化名“冷冷”的读者说:故意做出的“清新自然”！读起来不知所云.由此可见，这样的文章在今天几乎是没有市场了，谁要再卖弄“小桥流水”，从古旧的意境里寻点文章做，反而被嗤笑为“造作”。 尼采说：“上帝死了。”现在已经是一个缺乏信仰和价值尺度的时代，我们不应该回避，而要迎上前去。不是文学观和美学观左右时代，而是时代引领文学观和美学观。诗人于坚甚至认为，“诗歌应该告别精神乌托邦，引领人返回存在的现场，健康自由的回到人的现场。”人不可能存活于历史的乌托邦幻境，注定要回到与之打交道的日常世界中。我们的精神栖息地只是我们的肉体以及与之关系密切的空气、桌子、手机、咖啡等，而不是“幻美”的过去。我们应从现实中感受生活、珍惜生活，从中发掘出时代美感，这样文学才能进步，人才能向前。 以上是“姑妄言之”，至于读者是否能够“姑听之”，那要取决于是否有“豆棚瓜架”下静看“雨如丝”的性情了。 (责任编辑：世外梅园文学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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